麥擱問啦！我講話自帶證據—孫天心解密「示證式」語法

班長走進鬧哄哄的教室，大聲宣佈：「期末考取消了！」這時候，同學們會怎麼反應呢？

「真的假的？」

「誰跟你說的？」

「你怎麼知道？」

類似這樣的場景，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可見。班長原本講的話，資訊不夠，欠缺「發言依據」。得透過其他的詞彙、語句，去把那句話「補充」得更加可信。像是：

「老師要我跟大家說，期末考取消了！」

「我看到公佈欄上寫，期末考取消了！」

但有的語言，直接在「語法」之中，就融入了這段話的「證據程度」，讓發言的人真正做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聽者也能立即判斷這段話的可信度。這就是語言中的「示證式（evidential）」，也是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孫天心院士一項引人入勝的研究。

如何用語法的形態變化，讓講話可以「自帶證據」呢？用「時制（tense）」來打個比方，要表示「那時候他很快樂」，中文必須額外加上時間副詞「那時候」；但有現在–過去時制形態的英文卻只需改變動詞形式「He WAS happy」，就可表達時制。

「示證式」也是相同道理。孫天心院士表示，世界上大約有四分之一的語言，會藉由語法形態變化，直接表達陳述的證據。例如南美洲的 Quechua 語，就有三種不同的動詞後綴（語尾），對應三種證據狀態：直接證據（親眼所見）、間接證據（由情況判斷）和聽聞證據（由他人提供）。

臺灣人熟悉的母語和外語中，示證式的用法不易見，不過在跟漢語同屬漢藏語系的「藏語」，就存在細緻的示證區別。孫天心院士是國內少數精研藏語的專家，就用示證形態特別豐富的「達古藏語」，來為我們介紹這個有趣又有點燒腦的機制。

證據強度的關鍵：如何及何時取得訊息？

如果你是一位達古藏語的使用者，你在講話時會特別留意言談中的證據強度，來決定動詞的形式。而證據有多強，則關乎你如何得知所要陳述的訊息。

首先，當你講的事情是你自己現在或過去的「自主行為、習慣或持續性狀態」，由於這些訊息本來就掌握在你手中，需使用「親知示證」（動詞後綴 -lə），這也是證據強度最高的形態。

若是陳述自己親見的他人行為，或自己的「非自主行為」（例如不小心跌倒），你就是個「目擊者」，仍然擁有高度的訊息取得權，需使用「親歷示證」（動詞後綴 -wɐ）。

若某件事發生當下並沒有參與（包括雖在場但未察覺），而是在「事後察知」的話，不同於前兩種情況，你這時只掌握「間接」訊息取得權，需使用「後知示證」（動詞後綴 -tsə）。

前述這三種情況是以訊息取得的來源來界定，而另外一種區分標準，則是從「認知整合的程度」來看。比方說，某件事情才剛剛發生、甚至正在進行中，你雖然是「直接」取得這些現場、當下發生的訊息，但認知上還來不及完全整合，需使用「新知示證」（動詞後綴 -wuʔ）。

如果認知整合的程度比較充分，像是你陳述的是自己當前的生理、心理狀態，或對於外界情況較長時間的觀察結果，則需使用「深知示證」（動詞後綴 -jiː）。

於是，達古藏語的使用者光聽你使用的動詞形式，就可以判斷你講的話有幾分證據了。除了這種陳述句之外，示證式也可以用在疑問句中，用來「判斷與猜測」對方回答時所提供的證據。如果猜錯，回答者也同樣可以用示證式來推翻提問者的判斷。

看起來眼花撩亂？但對於把達古藏語當成母語的人來說，這些都是有如呼吸一般的本能反應。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 Wola 語更為複雜，甚至把「受話者」的證據也考慮進去，稱為「集體示證」。這讓 Wola 語「做了（某事）」的謂語形態竟然有多達 57 種變化！

示證式「解碼」：從語言使用中窺見生活軌跡

然而，為什麼藏語、Quechua、Wola 這些語言會發展出「示證式」語法呢？這些使用示證式的民族，有什麼地緣上、親緣上的脈絡可循嗎？

孫天心院士介紹，學者發現世界上有三處「示證熱區」：喜馬拉雅山區、新幾內亞高地、南美洲西北角。這些區域的地理條件落差很大，看不出共通性。

以藏語而言，古代藏語並沒有嚴謹的示證區別，直到現代才發展出來。各地的藏語方言在示證體系的繁簡不一、形式也無法對應，顯見示證式的語法化、多樣化，是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各自發展出來的。空間地緣、歷史親緣，恐怕都不是關鍵因素。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些民族在講話時都特別「實事求是」呢？

這個問題，不只語言學家好奇，人類學家也感興趣。在大量的田野調查及資料分析後，學者們發現，越是小而封閉的社會，人們彼此熟識、互動頻繁，你早上講話不實在、可能下午就被抓包。

這種氛圍下，為了避免被指責和質疑，對於訊息交流時的「言語誠信」就會要求較高，語言中的示證式便應運而生。龐大而流動快速的社會，人際關係較為疏離，就比較難以在語言中發展出示證的用法。

在南美洲秘魯的 Nanti 語言社會，示證式甚至不只是語法，而是一種根深柢固的「價值」。當地的不成文規範，提及他人行為時只能陳述親眼所見，或引用當事人自述，不能揣測推斷。

有位人類學家提到，他只是請當地友人揣測一下她的丈夫去了哪裡（他出門時沒有說），一直遭到拒絕，最後居然大發脾氣：「你怎麼可以叫我做這種事？」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當地人發這麼大的火。

語言之中，通常隱含著每個社會的集體思維、習癖、價值觀。示證式只是其中一種，各語言中還存在很多隱藏線索值得觀察，例如重視「時制（tense）」的語言，說話者就會特別留意事件的相對時序，以及說話時間的關聯。

特別有趣的是，孫天心院士分享了四川的嘉戎語動詞非常重要的「方向（orientation）範疇」，也就是講話時必須在動詞上標明（垂直）上下、（河流）上下游、（太陽）東西方。例如，當我們說「我去上一下洗手間」，當地人則會說「我去上一下（位在東邊的）洗手間」。

「這個文化裡面的人，方向感都特別好。若是路癡，可能連話都沒辦法好好講。」孫天心院士笑道。

差點為學術「捐軀」？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苦與樂

一般人可能連背英文動詞時態變化都覺得有些頭痛了，但對於孫天心院士來說，這些少數民族語言的特殊規則，就有如萬花筒一般，越探究越是興味盎然。

但要研究少數民族的語言，可沒辦法像報名外語補習班那麼簡單。最難的關卡，就是要找到理想的該語言使用者。因為不只是要學會聽說溝通而已，還要透徹研究，深入掌握語言的結構、變化、演進，這就是為什麼好的研究請益對象，猶如鳳毛麟角般稀有。

這種時候，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學者可就辛苦了。母語聚落通常地處偏僻，物質條件、交通環境也往往較不理想。孫天心院士回憶，有一次為了要研究藏族及羌族的語言，前往高海拔的四川馬爾康。想避開一路上的二手煙味及塵土，沒有搭乘大客車，而是從成都包了私家出租車上山。

沒想到，成都的司機不熟悉當地路況，沿途彎道及坍方，走得險象環生。突然一個轉彎的下坡，來不及放慢速度，連人帶車衝出路面，打滑了一圈，在懸崖的邊緣停住。司機嚇到臉色慘白，剩餘路程全都龜速前進。

雖然是餘悸猶存的回憶，但孫天心院士講起長年在四川藏區做田野研究的經歷，仍然帶著興奮雀躍。辛苦之處自不待言，然而箇中樂趣，讓他甘之如飴。

「藏緬語豐富的音韻、形態變化在世界語言中引人矚目。剛開始研究確實會感到困惑，但當慢慢找出規則、對應模式、甚至類型化之後，那種成就感難以言喻，而且越挖掘就會找到越多驚喜，令人欲罷不能！」

孫天心院士捲起舌頭，親自示範不同藏緬語發音的微妙差異。生動之處，讓人忍不住想推出有聲書。語言學是一種「口耳之學」，把音發準是學習新語言的第一課，必須嚴格、精確地模仿，差一點點都不行。如果無法掌握細微差異，要進行任何進一步的比較分析都是空談。而要做好這件事，熟練掌握國際音標是重要的基本功。

學語言已不簡單，鑽研少數民族語言的困難度更非一般人能想像。對孫天心院士來說，除了興趣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驅動力，是身為學者的「使命感」！

一種專屬於學者的自豪，展露在孫天心院士的眉宇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