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包青天披上法官袍！王泰升揭開臺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史

連續劇中，衙門差役齊聲大喊「威—武—」，包青天手中驚堂木一拍：「有何冤情，速速道來！」……揉揉眼睛、轉到下個頻道，畫面突然變成法庭上律師和檢察官正激烈辯論：「抗議！誘導詰問！」只見老法官推了一下眼鏡：「異議駁回，律師請繼續。」

從《包青天》轉台到《絕命律師》，恰似臺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過程。這也是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暨法律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王泰升，在多年臺灣法律史研究中一項重要的成果。

清治時期，臺灣漢人奉行的是傳統中國的上衙門打官司、原住民族遵循祖靈信仰來分辨善惡。二次大戰結束後，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則全面適用西方的現代法律制度。夾在這兩階段中間的「日治時期」，正好是銜接傳統與現代的過渡期，保留臺灣人「司法正義觀」轉型的蛛絲馬跡。

法院是國家行使司法權的機構，衙門則是官員處理政事的處所；「相告」隱含了兩造平等對抗的意味，「官司」卻是把爭議呈請官員定奪。光從這段話的演變，就可以看出很多基本觀念的變化。

王泰升利用現代法中四個「分立」概念，檢視日治臺灣的司法正義觀如何從傳統過渡到現代觀念，分別是民事紛爭的「判調分立」、民事審判中的「審辯分立」、刑事審判中的「審檢辯分立」，以及國家權力的「司法行政分立」。

假扮成調解的審判

現代法中的「判調分立」，是指民眾在面對私法紛爭時，可以循「調解」或「審判」兩種程序處理。前者是由客觀第三人促進兩造「談」和解，法律此時不是重點，以當事人意願優先。後者則由法院依法律做出判決，對兩造都有拘束力，且不一定符合當事人意願。

不過，清治時期的臺灣人沒有當今所稱「民事」、「刑事」概念，不論發生錢財糾紛、家庭衝突或犯罪案件，一律「報官」處理。地方官在處理爭議時，必須以洞悉人情的手腕、因時因地制宜，不必全然依照律例等條文的規定。

因此，臺灣總督府在日治初期，因應新舊觀念的折衝，建立了「民事爭訟調停」制度。形式上是尊重兩造意願的「調解」，實際上調停官扮演了傳統衙門內青天大老爺的聽訟角色，以地方官的權威「指示」當事人該如何和解，透過拍桌厲聲斥責、神前賭咒發誓、或強調因果報應等方式，展現強烈的上對下斷案強制力。

於是，判、調間的分際被刻意模糊。雖然引進新觀念的衝擊降低，但也意味著臺灣人對於「判調分立」的原則，更加難以理解與接納。

訟師？律師？兩者有何差別

在民事糾紛進入「訴訟」程序後，依現代法觀念，必須落實「審辯分立」，也就是原告與被告需各自委任專業訴訟代理人（亦即律師，日治時期稱為辯護士），好為自己找出最有利的法律來適用，再由法官依雙方陳述來審理。

但在傳統清治社會，報官的人民哪裡需要找什麼專家，衙門裡的大老爺被稱為「父母官」，爭議雙方往往在泣訴案件詳情後，請求父母官法外施恩，做出情理兼顧的裁斷。

因此，清治臺灣衙門內審案以親自應訊為原則，或是由關係親近者出任「抱告」來代為陳述案情，且常私底下找熟悉衙門事務、與上層關係良好的「訟師」想辦法讓官員施恩。

如何因應臺灣人根深柢固的傳統觀念？王泰升發現，日本政府沒有在統治初期貫徹「審辯分立」制度，未強制要求委任律師來代理訴訟，反而是遷就清治時期的「抱告」經驗，同意讓爭議雙方的親屬或受雇人擔任訴訟代理人。

而且臺灣人似乎將依法審判下，憑藉法律專業、以法為當事人而辯的律師，視為運用伎倆或關係促使大老爺施恩的「訟師」，故不太在乎律師都是日本人。

一直到日治後期，對於訴訟代理人的要求才逐漸走向法律專業，並有不少臺灣人成為律師。同時臺灣人逐漸明白，法院不是攀關係或求情就能做出有利判決的地方，需要委任專業律師作出有利辯護才有可能勝訴，「審辯分立」的觀念慢慢在臺人心中紮根。

然而，日本畢竟是殖民政權，臺灣人聘用律師大量興訟，這對統治當局沒有好處，反而增加司法資源的開支，故不免視律師為「麻煩製造者」。

因此，在 1919 年的司法改革之前，律師的發展受到不少打壓。在「官司越少越好」這方面，日本殖民當局跟清朝在臺官員倒是立場一致。

「一國兩制」的刑事訴訟程序

至於決定國家應否行使刑罰權的「刑事訴訟程序」，日治時期的制度沿革就更值得玩味了。日本當局在稱「內地」的本土與「外地」的臺灣大玩「一國兩制」手法，透過殖民地的特別法，來模糊甚至否定刑事訴訟中的「審檢辯分立」原則。

依照嚴格的「審檢辯分立」原則，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律師代表被告為其權益辯護，法官則依法審判被告是否有罪。此制度是西方近代個人主義和自由思潮下的產物，源自人民對國家（審判者）的不信任，與清治時期全權交由賢能父母官定奪的觀念，顯然背道而馳。

對於日本當局來說，若要在臺灣落實「審檢辯分立」，一來衝擊既有觀念，容易激起反彈情緒；二來要把懲罰犯罪者的權力，區分出法官和檢察官兩種不同角色，既增加司法運作成本，還稀釋了司法官員的權威，怎麼看都不划算。

因此，殖民地刑事訴訟特別法就在這樣的盤算下應運而生。日治初期，統治者把清治時期輕罪由廳縣衙門直接處斷的傳統，轉化為「犯罪即決制」，也就是由警察官以廳長的名義，對違警罪、課以較輕刑罰之罪，訊問後即做成裁決，導致許多刑事案件的處理上，檢察官連一點角色都沒有。

此外，當時的法院內，檢察官擁有強制處分（如羈押）的權力，法官則有蒐集證據的權力，形同「檢察官的法官化」加上「法官的檢察官化」，讓審檢之間的界線變得極為模糊。

即便在 1919 年司法改革後，犯罪即決的案件減少，但 1924 年與日本內地同步施行新的刑事訴訟法後，檢察官能用書狀取代出庭論告，此舉雖能有效節省司法資源，卻也讓一般民眾幾乎沒有機會接觸並理解「審檢辯分立」原則。

被藏起來的權力分立

最後，是牽涉國家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司法行政分立」。事實上，中國傳統的統治體制根本不存在行政與司法分立，法律規章與執掌刑罰都只是統治事務的一環。「法」通常與「刑」畫上等號，都是施政的工具之一。

三權分立是西方近代發展出的憲政原則，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為了富國強兵而效法西方各種體制，卻對這套「權力分立」觀念有所保留，畢竟要拆解國家統治權，茲事體大。連殖民母國日本自身的政體都不怎麼買帳，更不用說落實於殖民地臺灣了。

總的來說，王泰升認為，日本殖民政權確實將現代「司法正義觀」帶進臺灣，卻為了緩和制度變革所可能產生的反日情緒、鞏固統治權力、撙節司法資源等各種緣由，並未真正落實各項現代法中的分立原則。

臺灣人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道路雖被開啟，但是制度的不健全讓步履走得相對蹣跚！直到今日可能還有法官、檢察官分不清的情形，或是萬事求總統（大老爺）幫忙而不知權力分立等舊有觀念的遺留。

深入全臺法院的史料蒐集之旅

為了研究日治臺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王泰升研究團隊爬梳了大量史料，用法律、公文、發言紀錄勾勒出一整個時代的樣貌。另一個更漫長而辛苦的研究方法，就是《日治法院檔案》的蒐集與整編。

1998 年，王泰升以受臺灣高等法院委託，整理原臺灣總督府法院藏書之便，發現若干日治末期民事判決原本、訴訟程序橫跨兩時代的案件、戰後接收卷宗等，進而開啟《日治法院檔案》的拼圖之旅。

他與團隊花了超過十年時間，找到日治時期臺北、新竹、臺中、嘉義等地方法院的民刑事判決原本、公證書類、各類登記簿等司法文書。另有較零星的日治時期高雄、花蓮兩地方法院的民刑事判決原本和登記簿，及澎湖出張所的公證書和登記簿。

團隊將這些年代久遠、數量龐大的珍貴史料，拍成 2,295,000 張的影像檔保存。這還只是研究工作的一小步，接續還要編碼、歸檔並分析資料。每一樁案件都要進行編碼，從日期、案件類型、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特質、訴訟結果等變數，拼湊出當時人民跟法院間的種種關係。

光想就令人頭疼的工作，憑著一股王泰升稱之為「氣」的堅強意志，加上臺大圖書館項潔館長對建立數位資料庫的鼎力相助，這些看不見、摸不著、藏在大腦中的觀念變化過程，才得以躍然紙上。

放棄高薪律師路 全為了一股「氣」

王泰升是臺灣著名的法律史權威，但當初踏進該研究領域，並不是最初的生涯規畫。

「我去美國原本不是要當學者，是要當律師的。我當時已開始在國際事務所擔任商務律師，『錢』景一片大好，但就是不小心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學術議題，就一頭栽進去了。」

王泰升口中的有趣議題，正是日治時期的法律史。當年的他在臺灣接受七年的法學訓練，對日治時期法律的認識卻是一片空白。

「不是因為我法制史的課全部翹課！」王泰升笑著說：「而是因為那是個諱莫如深的年代，相關資訊在國內根本沒有機會接觸。直到 1989 年去了美國，我才很汗顏地發現，關於臺灣法律的史料，竟然在臺灣看不到，在美國卻唾手可得！」

故鄉的歷史卻必須在異鄉才有辦法發掘，讓王泰升忍不住一股「氣」衝上心頭。臺大法律系雖然沒有教他這段歷史，卻養成了他崇尚多元的價值觀，還有為社會底層發聲的使命感。

「沒有人的歷史該被抹煞，日治時期如此、原住民族歷史亦是如此！」

多虧這股「氣」，我們才得以知曉這段原本近乎空白的歷史。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王泰升為自己的研究下了註腳，也為法學後進指引前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