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信告訴我，今天，法院是什麼顏色
圖│研之有物
在權力分立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司法，本來應該是一塊超然中立的淨土。然而在臺灣，卻總免不了被民眾用帶著顏色的眼光檢視。不少「俗語」，赤裸裸地調侃著司法的公信力。比方說，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話……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這句經典名言，出自國民黨前秘書長許水德， 1995 年時他為了安撫黨內涉訟人士所說。從此，「辦綠不辦藍」的印象，就一直烙印在許多人的心中。 2000 年以後的幾度政黨輪替，也並沒有把威信還給司法，只不過讓這個句型，被用不同的顏色 / 立場，繼續傳頌著。
其他像是：「有錢判生，沒錢判死」、「當選過關，落選被關」、「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不算(台語版的三審則是換成『豬腳麵線』) 」……這些俗語暗示著「權貴」在司法中享有特殊待遇，就算訴訟纏身，最後通常還是能全身而退。
這些俗語，投射出民間對司法的觀感，但到底確實如此、還是錯誤的刻板印象，是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吳重禮研究員，就立志扮演政治與司法間的「流言終結者」。要當「流言終結者」可不容易，要驗證各種「印象」是否屬實，需要借重實證研究的方法，找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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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萬筆賄選判決，破除法院顏色迷思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重禮）
吳重禮團隊運用司法院法學資料庫於 2000 年之後公開的裁判文，以關鍵字「賄選」、「行賄」、「買票」搜尋裁判文資料庫，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分析法院的審查究竟會不會受到被告黨籍、社經地位的影響。
實證研究最重要的關卡，除了必須蒐集海量的資料之外，就是要建立可量化的指標、可操作的變項，來進行分析。
像是「社經地位較高的人，在司法案件中較有優勢」這個概念，吳重禮就碰到「社經地位」很難客觀量化的問題。例如，連勝文當過悠遊卡公司董事長，地位是不是就一定比當過台大急診室主任的柯 P 高？很難比較，更別說案件被告的財力、人脈，在判決資料中不一定找得到。
山不轉路轉，吳重禮於 2012 年發表「賄選案件」的實證研究 “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決定用「選舉層級」來代表「社經地位」。
吳重禮認為，「一般情況下，參與的選舉層級越高，越需要有力的背景來支持。就像總統候選人的經濟能力、政商關係，通常就會比參選里長的人高出幾個等級。」當然也有「越級打怪」挑戰高層級選舉的底層人士，但他們通常志在參加，不會投入多餘資源賄選，因此也可以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重禮）
吳重禮團隊蒐集了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間，各級法院對於賄選、買票案件的所有判決，再比對政大選研中心的選舉結果資料，分析了地方法院一審 7,886 人、高等法院二審 4,696 人、最高法院三審 762 人，共計超過 1 萬 3 千名被告。得到的結果，十分耐人尋味……
這些俗語裡面的印象假設，在實際判決大部分並不成立。
統計分析發現， 2000 年至 2010 年間的賄選案件中，國民黨籍被告被判無罪的機率，明顯比民進黨或無黨籍者來得低，可見法院或許沒有許水德講的那麼「藍」。而「當選過關」效應，雖然在二審的高等法院較為顯著，但在其他層級法院則不然。至於選舉層級、審判層級對結果的影響，在統計差異上亦未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與一般存在的刻板印象並不一致。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重禮）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重禮）
為何會有這樣的結果，吳重禮認為不能斷然解釋因果關係。實際原因從數字看不出來，需要再與檢察官、地方法官、地方記者深入訪談了解。
這個「賄選案件」實證研究，不只破了流言，可能也碎了許多人的眼鏡。遺憾的是，仍有某些「印象俗語」被成功證明，尤其是在「貪汙案件」與「竊占國有地案件」判決。
吳重禮團隊近年續以類似的邏輯，檢視法院對「貪汙案件」的判決。這次的研究結果，則驗證了「資源不平等理論」在司法中的體現。分析結果發現，在訴訟程序中，掌握資源較多的一方，明顯佔有優勢。例如公職職位越高、或有能力聘請越多律師的被告，代表擁有較多社經資源，在數據上可看出越容易被判無罪或緩刑。類似結果，也在「竊占國有地案件」的研究出現。
力求平等的司法系統 vs. 無法平等的真實世界
政治學經常探討「權威性的價值分配」，當社會上的資源有限、但人人想要，就需要權威以強制力分配。從古至今，「土地」就是社會裡的稀有資源。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這句話是莊子說的，意思是說，偷小東西的賊會被處死，但篡奪政權的人卻可以稱王封侯，這其實是一種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吳重禮說。他發現，佔用國有土地的人分成兩種極端：一種是大企業或權貴階級，例如高爾夫球場、建築開發商、靈骨塔、宗教團體；一種是社會最底層的弱勢者，例如原住民聚集的三鶯部落、1949 年遷台老兵棲身的寶藏巖與華光社區。
這兩種竊佔國土的動機完全不同，一方是牟利、另一方則是求生存。但因為兩者掌握的社會資源天差地遠，因此在訴訟結果上也有顯著的差別。
分析地方法院 4,097 件「侵占國有土地」案件裁判文，吳重禮團隊發現若被告身分為「公部門、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較容易被判無罪。若侵占動機為「營利」也較容易被判無罪，可能推論為被告更有關係背景和資源。而如同莊子所言，侵占土地「面積較大」也較容易被判無罪。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重禮）
「在法律的遊戲中，企業權貴是 “repeat player” 的角色，對於司法程序較熟悉、有資本尋求品質較佳的法律服務；但弱勢者卻是個 “one shotter” ，經驗和資源雙雙缺乏。兩者的地位一開始就太不對等，研究結果當然就會驗證『有錢判生、沒錢判死』這樣的假設。」說這段話時，可以從吳重禮的表情語氣，察覺他對這種不平等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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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化的實證方法來研究司法判決，會有什麼缺點或局限嗎？
量化方法是宏觀的研究角度，因此的確可能會忽略掉一些微觀細節或個案差異。不過這個部分，我們有透過質化方法，對一些法官、律師、記者進行深度訪談，彌補量化方法在詮釋能力上的不足，希望讓研究結果是可以見樹又見林的。
另一方面，這幾個研究有個比較明顯的局限是，有些政治對於司法的影響力，是發生在「起訴前」的階段，比方說檢察官就直接不起訴或簽結了，但這從裁判文不得而知。因此，我們的研究基於實際的裁判文，聚焦在「法院審理」的角色。
研究結果發表後，會不會被從特定政治立場來審視解讀、甚至批判？
實證研究的要求就是「三分證據，不說四分話」，當我據實呈現實證結果，不做過度的衍伸和解讀，那就經得起考驗。我的論文標題中有一句 “charge me if you can” ，其實是雙關語，除了形容司法案件中被告的立場，也同時表示學術上，客觀的資料分析可以公開接受各方檢證和挑戰。
當時研究發表之後，接到很多各方朋友的聯繫，藍的綠的、從院長級人物到大法官都有。但我其實不會在藍綠中選邊站，學術研究是無色的、統計數字是中性的，那麼，就讓數據代替我說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