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研院秘書處
除了德先生、賽先生，五四還是……
百年前，風起雲湧的中國，學生走上街頭，工人、商人聯手響應，全國各大城市沸騰。百年後這場抗爭似乎已有些遙遠，一般人最耳熟能詳的大概是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實際上，五四運動在政治、文化、思想上的變革，對近代中國都有關鍵影響，因此也成為各家爭奪詮釋權的戰場。
陳永發院士首先從五四運動的兩個定義，畫出這場運動的輪廓。接著，透過毛澤東 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論〉與 1937 年的〈反對自由主義〉二文，梳理了毛澤東如何挪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發展成中國共產黨的知識核心，達成「綁架」五四歷史的詮釋效果。
因此，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是五四運動？
記憶中的五四：狹義與廣義
1960年，近代史學者周策縱在《五四運動》（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一書中，提出了狹義五四與廣義五四。
狹義的五四運動被視為一種「行動」。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的大學與中學生為了爭取中國山東的權益，共同走上街頭抗爭。這場由學生發起的政治運動，後來演變成全國性的「三罷」運動：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
最終，這場全國沸騰的抗議運動，迫使北洋政府下令「巴黎和會」的出席代表，拒絕簽訂不平等合約，五四也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學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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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五四的「社會行動」與廣義五四的「思想改造」，相輔相成，是五四之所以成為五四，缺一不可的環節。
陳永發強調：「沒有廣義五四累積底蘊與反思，不可能爆發出對歐、美、日外強的深刻失望；沒有狹義的行動五四作為契機，則不可能形成日後中國對社會主義的嚮往。狹義與廣義的五四必須相輔而成。」
改頭換面 1：「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化
對五四有了初步理解，接下來的問題是：毛澤東如何「挪用」、「改造」五四，進而「綁架」五四？
時間來到 1939 年 5 月 4 日 ，五四運動 20 週年。此時，中國共產黨因 1937 年盧溝橋事件的「外憂」，處在國共合作的階段。毛澤東發表了一篇短文〈青年運動的方向〉。
他認為，五四運動代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到了新階段，出現學生為主力的隊伍，成員包括工人和新興民族資產階級。而且在中國，這個民主革命歷史觀有系統性脈絡，始於鴉片戰爭，歷經辛亥運動、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
1940 年 1 月，共產黨逐步擴大在華北敵後的占領區，毛澤東需要進一步鼓舞和爭取人心，於是他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說明「中國該往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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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發分析，當時的毛澤東不僅接受馬克思的唯物進化史觀 —— 中國已經歷了原始公社、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三個階段，同時也接受列寧與史達林的革命理論 —— 19 世紀中葉的中國，已開始由資產階級發動民主改革。
但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推動的民主改革並沒有貫徹，封建的地主階級仍然據於統治地位。直到五四時期，改由無產階級來領導，民主改革才能成功，他將這個中國新階段命名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去由資產階級發動的稱為 「舊民主主義革命」
在〈新民主主義論〉，他特別提到工人階級是引領革命的最佳人選。毛澤東強調，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已經成為「一個覺悟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因此，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小資產、民族資產階級來完成，成功之後再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中國發展成如俄國一樣的社會主義國家。
由此可見，藉由挪用五四運動衍生的民主主義，毛澤東開始建立起「毛版」的民主主義理論。
毛澤東：共產黨才是新三民主義者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重新被詮釋。
毛澤東以 1924 年為界，區分了「新舊三民主義」。他指責蔣中正擁抱的是「舊三民主義」，應該被批判、被改造。因為1924 年之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已包括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儘管這套「除舊布新」被後世學者視為「毛版詮釋」，然而「三民主義」卻透過新舊之分被有效地利用。
五四運動期間，中國開始出現新政治與新經濟，也帶來新文化。然而，這些「新」在毛澤東的詮釋中被植入不同意義。新政治、新經濟，是由工人階級領導，完成民主革命後，走向社會主義革命。新文化，則是不同於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特質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五四內涵，又進一步地被加以挪用與改造。
五四運動最大的意義是什麼？毛澤東強調，是愛國的知識份子找到馬克思主義，而且開始以行動實現資產階級階段的民主革命。
改頭換面 2 ：「自由主義」十一條罪狀
除了上述從五四擴大到新舊三民主義的再詮釋，陳永發提出另一項毛澤東對五四的「綁架」，是關於五四「自由主義」的詮釋與改造。
中研院院士王汎森曾提到，1920、30年代是中國的「主義時代」。風靡於知識分子間的十一種主義，分別是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主義、門羅主義、國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生主義、個人主義和共和主義。
作為五四知識分子，陳永發認為毛澤東一定讀過英國哲學家彌爾《論自由》。只是，無論毛澤東對自由主義的想像與理解為何，他在1937 年發表〈反對自由主義〉，開始針對自由主義進行撻伐。
毛澤東強調思想鬥爭，把自由主義解釋為「主張無原則的和平」。首先，在文中列舉了自由主義者的十一條罪狀，其中包括對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破壞紀律、明哲保身、不服從集體與上級命令、無原則鬥爭、反革命分子、不工作、群眾利益、不努力工作、功臣思想、有錯不改。
在毛澤東的理解中，十一罪根源於自由主義的三點特質。首先，他認為崇尚自由主義者往往將自我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居於次位，自私自利。
其次，毛澤東指責黨內的自由主義者，有思想卻不實踐與行動，停滯在思想層次。
第三，毛澤東將自由主義與機會主義劃上等號，不積極實行馬克思主義，在或左或右的情境底下，終將失去準則。
毛澤東嚴厲批判的自由主義，與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其實關係不大。但這個詞被他「偷梁換柱」，打上資產階級的烙印，也成為日後共黨改造幹部的用詞。
綁架五四：詮釋、改造、毛澤東化
「毛澤東的兩篇文章都不是學術文章，而是政治文章，但影響卻很大。」陳永發強調，透過〈新民主主義論〉與〈論反對自由主義〉的梳理，可以理解毛澤東如何挪用並改造五四精神中的「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收編入共產黨的思想核心。
五四歷史被收編、綁架，自由主義則成為人人得而誅之的罪名，然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承諾的政治自由、經濟繁榮、文化先進，在他生前並未成為事實。
演講最後，陳永發也分享自己多年來研究中共黨史的核心關懷：
共產黨講的民主、自由，跟我們想的不一樣！你說他不民主、不自由，但他從沒講過他的民主和自由是這樣。如果我們不搞懂他們在講什麼，就無法提出有力的反駁。你應該先了解他的民主和自由，再來反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