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研之有物
投入哲學領域的契機：台大哲學系事件平反
從台大哲學系畢業後，洪子偉自願加入空降部隊，經歷兩年的特戰訓練生活。當年研究所落榜後先去當兵，恰好遇上前總統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引發台海的緊張局勢。
當時國防部雖然頻繁透過記者會安撫民心，但沒人知道能否像 1996 年飛彈危機化險為夷。他想，如果要打仗，便要加入最強悍的部隊。後來戰爭沒有爆發，卻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隔年在谷關參與重建，也曾擔任首次政權和平轉移時的戰備任務。
面對地震後滿目瘡痍的屋舍，頓時覺得自己變得很渺小，產生了與台灣命運相羈絆的心情，也有更多關懷社會的體悟。
洪子偉在高三時遇到了「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平反。當時全國媒體都在報導台大哲學系作為「社會良知」在戒嚴時期遭整肅的經過，他便以台大哲學系作為第一志願。
在就讀期間，洪子偉對「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漸漸產生興趣，但後來發現，許多理論爭議來自後設的語言定義。
例如：什麼是「正義」？對正義的概念有很多詮釋，如效益主義與義務論就分別從行為的結果與過程來決定。但光是什麼才算是「結果」或「過程」？不同哲學家就有完全不同的定義。許多理論上爭論，其實只不過是語言定義上的爭論。
因此，洪子偉在台大哲學系讀碩班時，以古典邏輯和非古典邏輯在語義上的爭論為研究主題，而到了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攻讀心理學哲學碩士、哲學博士時，仍以語言為研究核心，並主修當時在台灣學不到的「認知科學哲學」，以語言與認知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
參與國內外非營利組織，關注社會不平等
洪子偉在大學期間，投入不少國內的非營利組織，當時學長在臺灣勞工陣線、學姊也介紹到勵馨基金會打工。在非營利組織中，逐漸認識社會的不平等結構，也促使他在英國讀書時參與國際特赦組織。
「台灣有許多對特定議題感興趣的年輕人，願意投入非營利組織工作。然而，在英國的國際特赦組織的經驗，發現跟臺灣並不一樣。參加聚會的成員大多年齡層較高，成員來自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失婚婦女、記者或少數族群」洪子偉回憶。
事前預防總比事後解救好，當時他們常透過寫信的方式，對英國議員針對特定議題進行施壓，後來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重點轉為教育推廣，關注的議題對象包含剛果跟中國的人權問題、英國的家暴婦女與種族問題等等。
解決社會對立，沒有特效藥
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開始，幾千年來人類都在尋找一個烏托邦的典範。後來，人們開始轉而探討「人類的本質」以及「人們是怎麼思考」，探討人類的推理及理性思考實際上是如何運作，了解運作的機制後，才能在機制的現實限制下，思考理想社會的典型。
多元價值是民主社會的寶貴資產，適度的對立與競爭也有助於進步。然而當社會衝突加劇，卻可能危及民主國家的運作效率與互信基礎。國內鬧得沸沸揚揚的死刑與同婚議題，雙方立論的前提預設就是不同，結論自然南轅北轍。
按照海特的認知模型，這是很難達到共識的，因為當人們面臨道德判斷時，「直覺」會先於「理性」。
有別於海特 (Jonathan Haidt) 的論點，另一位學者格林 (Joshua Greene) 則是提出「雙重程序模型」，格林認為：人們在面臨抉擇時，會在直覺與理性兩種模式中切換。
目前學界對人類如何思考做決策尚無共識，大家研究得越多，越是發現知道的少。要進一步找出化解社會對立的解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有一點值得樂觀的是，哲學問題的研究，從啟蒙時代的歸納、演繹法，到邏輯形式化（數學化）與語言分析，現在甚至能透過磁振造影紀錄大腦對特定議題的反應，在方法論與研究工具上已有很大的進步。
研究海特的認知模型，探討社會對立原因
在洪子偉發表的論文〈化解社會對立？海特的認知模型及其批判〉中，他剖析海特的認知模型，並提出論點補充。過去的經驗，讓洪子偉對研究海特的模型有更深一層理解。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
洪子偉認為海特雖然矯正了過去啟蒙時代高舉的「理性至上」想法，然而，卻過度強調「直覺」的重要性，有些矯枉過正。奠基於海特的模型，洪子偉提出三點補充，盼拋磚引玉思考如何化解社會衝突：
1. 製造「個人直覺衝突」：當直覺無法產生立即判斷，則可讓理性介入以衡量更好的方案。
相較於海特建議「緩和」直覺判斷的環境，洪子偉認為製造直覺的「衝突」可使大腦啟動推理程序，來尋找其他線索以供判斷。他以哈普林 (Eran Halperin) 研究以巴衝突的容忍實驗為例，當人們突然聽到敵對陣營的人自我批判，說出有違直覺的反省言論時，會逐漸理解到對方不是只有單一價值，而比較願意聆聽對方意見。
2. 擴大我群認同的範圍，有助於凝聚團結。
共同威脅也有助於擴大我群認同的範圍。洪子偉舉例，1920 年前台灣島上的泉州人、漳州人有各自的認同，但在面臨日本同化政策的壓力下，逐漸發展出「台灣人」的概念與認同。當前台灣面臨中國越來越多文攻武嚇的威脅，對形塑共同體是很重要的契機。
洪子偉再以徵兵制為例，大部分的人只從軍事角度探討徵兵制，但事實上它對社會穩定與形塑共同體也有幫助。這與海特的「社群直覺模型」中所提到的「共感經驗」，或抑制團體中自私行為的「蜂巢開關」不謀而合。
海特所指稱的共感經驗，是指當不同團體的人們有相同目標或威脅時，會抑制自我意識。而蜂巢開關則是指人們在自私的情況下，仍能發展出有限利他的團體感，只要當團體感的開關（也就是蜂巢開關）被打開後，人們會傾向幫助同團體中的成員。
徵兵制源自法國大革命要求所有公民（成年男性）負有保衛共和的責任。當巴黎 2005 年爆發失業青年的示威時，不少評論把部分原因指向 2001 年取消的徵兵制，切斷了少數族群、新移民與國家的聯繫。來自不同社會階層與文化背景的人民，少了團體交流、發展共感的機會。當國家政策與個人利益相衝突時，只能以砸車焚屋等暴力來反抗。
有鑑於北歐國家如挪威和瑞典的男女皆需從軍，洪子偉認為自由不是免費的 (freedom is not free) 。而全面徵兵若「實施得宜」，在同一個屋簷下共同生活的經驗，對於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相互理解，或甚至是階級流動都有幫助。
3. 鍛鍊理性推理的能力，並培養同理心。
洪子偉認為，海特忽略了「時間」這個變項在決策與道德判斷上的角色。不少實驗指出，若將判斷的時間延後，大腦比較會做出效益主義式的全盤考量。所以當與人發生重大價值衝突時，先冷靜別急著做判斷。
此外，培養理性推理的能力也有助於排除較情緒性的判斷。這並不限於學校教育，例如哲學星期五、哲思台灣、沃草烙哲學或哲學新媒體等新興哲普團體，提供了批判思考與對話的機會。
最後，即便對立雙方都願意用相同理性方法推理與討論，但由於用來推論所預設的前提就是不同，不見得會有相同結論。這些基本預設常涉及核心價值，只能透過同理心來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