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寫詩的海盜、將領與僧侶 專訪廖肇亨

從海盜開始——輕快與抑鬱的海洋詩

廖肇亨研究海洋詩的契機，始於一場學術會議，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在會上說，文哲所同仁能夠找到海盜寫的詩嗎？「當時我有一點不服氣……」廖肇亨認為，中國古典文學什麼題材都有，只是沒有去找而已，後來果然被他找到，數量還不少。

初探鮮少人研究的海洋詩領域，廖肇亨的文章〈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提及，前人研究多著重海洋史，而忽略海洋文學。其實中國古典文學有許多作品的重要場景都是海洋，如《鏡花緣》、《斬蛟記》、《十洲記》等。另一方面，過往研究多以「海洋等於進步、大陸等同落後」的二元結構開展論述，廖肇亨試圖從文學研究視角跳脫此種二分法，開創一系列海洋詩的研究。

廖肇亨說，像鄭芝龍和鄭成功原本也是海盜，後來被朝廷招安。他們寫的詩就嘗試向主流美學規範靠攏，但其他海盜寫的詩也類似西方文學中的海盜形象，充滿遐思想像，有金銀財寶、美女和浪漫奇遇。

不過，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基本情調通常是悲傷、抑鬱的，最大特色在於「哀愁之辭易好，歡愉之辭難工」。儒家傳統也鼓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廖肇亨笑說：「跟地藏王菩薩差不多，全世界都快樂，你才有資格快樂。」東西風格迥異，以此為始點，廖肇亨著手研究明清海洋詩的發展歷程，與反省「海洋」之於東亞的意義。

神仙想像、觀海到……暈船

與西方荷馬史詩題材不同，宋代之前的海洋詩場景幾乎都是神仙想像，像是蓬萊仙島、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尋找長生不老藥等。詩人描寫的海洋只停留在想像或觀看階段，如唐代李德裕曾寫在海邊看到鯨魚骨頭的經驗。

海洋貿易漸興的宋元時期，詩人才開始嘗試出海，真正有航海經驗的詩人可從蘇軾說起，其「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絕冠平生」即為表達遭貶情意。蘇軾之後則有陸游的〈航海〉、〈感惜〉等。

直至明清時期，有航海經驗者的比例才大幅增加。「有經驗和沒經驗的人差很多」，因為以往神仙想像都是美好的事情，廖肇亨打趣地說：「以前詩人根本不會想到坐船會暈、會遭遇海盜和傳染病問題。」

明代嘉靖年間南倭北虜，邊患嚴重。許多將領一手搖旗、一手揮墨，其中戚繼光和俞大猷都著有可見其航海經驗的詩作，如戚繼光〈望闕臺〉：「十載驅馳海色寒，孤臣於此忘宸鑾。繁霜盡是心頭血，灑向千峰秋夜丹」。到了清代，許多官員渡海來臺，也留下不少詩作。當時廣東地區人文興盛，又和西方社會貿易往來，「海洋」遂成為創作的一部份，題材除了揚帆航海，還有不少接觸外國人和異文化的經驗。

海的文學深度：佛教研究與海洋詩的交會

航海經驗使海洋詩更加豐富，從廖肇亨對海洋詩的分析與描繪看來，可見其題材廣闊深厚，投射情感如粼粼海波，心細動人。不只因為他是基隆人，孕育海洋詩學的還有鑽研更久的佛教研究。

廣為流傳的《佛國記》算是海洋史重要且具開創性的著作。東晉高僧法顯到印度弘法時，走陸路到印度，回程搭船回中國，預計從廣東上岸，卻因遭遇暴風雨而駛往山東，也因此記錄了許多海洋習俗。

宋元時期，僧人至日本弘法留下一些語錄，但並不是詩文集。明末清初，東亞海上貿易盛行，黃檗宗僧人渡海至日本弘法，第一個上岸的地方是日本長崎。廖肇亨的〈瓊浦曼陀羅─中國詩人在長崎〉寫道，日本江戶幕府開府後，長崎成為面對東亞的重要門戶，與閩浙一帶中國人往來頻繁。中國詩人留下不少關於長崎的作品，題材從海商、弘法僧人到遺民、文人使節，無所不包，呈現航海與異文化交流經驗，留下不少第一手的風土人情紀錄。

談及海洋、佛教、文學交會的代表詩作，廖肇亨說，描寫中國浙江普陀山的漢詩可以說是最好例子。在〈聖境與生死流轉：日本五山漢詩中普陀山文化意象的嬗變〉一文中，廖肇亨提及禪僧曾寫「……普門境界物皆含，情與無情勝及凡，剎剎爾兮念念爾，海潮聲打白華岩」等引用佛教典籍的內容，同文也提及龍、蚌、鱉等海洋意象。

視野跳脫中國，從僧人紀錄的交流史也可見，日本到中國求法或使者幾乎都是僧人。因為其知識結構為佛教體系，因此包括語言、隱喻、象徵等多引據佛典。廖肇亨認為，佛教與海洋扮演東亞交流的角色，以交流史層面而言，比儒學重要得多。

佛教和海洋更深的一層關係是，佛教的本質是整體和個體彼此連動，由個體構成整體，可是整體中還是有個體差異，佛教稱此為「一多相即」。廖肇亨補充說明，佛教雖有普遍化的一面，但是在中國、日本、印度都展現出不同的面貌，而佛教強調普遍真理時，特別喜歡用「海」做比喻，例如提到海有八德、十德。

海洋詩研究的微小化：從宏偉敘事到物質文化

佛教研究與海洋詩確有交集，但仍無法海納百川。

廖肇亨說道：「因為海洋詩有世俗的一面」，例如海戰、與海相關的物品。近幾年他從博物學角度分析海洋詩中的「物」。如清朝琉球冊封副使徐葆光出使至琉球的異國見聞，其詩文合集《奉使琉球詩》中透過大量的神仙意象語彙詠物，包括自鳴鐘、望遠鏡、羅針盤、寄居蟹、龍涎香等，描繪出異國豐富的社會文化意涵（註一）。

物質文化成為廖肇亨近期的研究取向，他說閱讀豐富的文本材料後會發現海洋詩充滿有趣的小事情，因此未必一定要在宏偉敘事框架中談政治、外交之類冠冕堂皇的主題。不過，他也一再強調「一多相即」的概念：「沒有整體的關照，不會發現細微小物的價值」。

剛開始研究海洋詩時，曾被質疑中國古典文學到底有沒有海洋文學？廖肇亨說，已經很多人研究海洋文化史，但以學術史而言，他試圖找出過往被忽略的海洋詩作品，並安置在特別的脈絡進行文本解讀，例如政治秩序、反省海洋與現代性論述的合理性。

如清代王善宗《臺灣八景》詩寫：「巍峨臺榭築邊城，碧海波流水有聲。濟濟登臨供嘯傲，滄海喜見一澄清」。廖肇亨解釋，此詩形容「海不揚波」，寫景外也隱喻清朝一統海疆後，進入安定的新世界秩序。

將海洋詩安置在特別的脈絡解讀，用意在於，讓非中文系的人發現傳統文學也很好玩，例如他也分析日常生活主題的文本。比如探究誰是第一個看到富士山的人，或是從渡日華僧高泉性潡作品中，分析比丘泡溫泉與佛家修行的關係（註二）。例如，高泉禪師遠渡重洋至江戶時代日本各地的溫泉街，曾對日式蒸氣浴室加以題詠：「水能洗垢水亦垢，水垢雙除更一塵」。其中的洗垢與藥師信仰相結合，也是紅塵俗世間暢快愉悅的瞬間。

海洋詩研究如海，漫無邊界，從宗教、政治外交、博物學等不同角度都能談。但是，廖肇亨的文章凸顯一個重要的部分：「他者」。因為他認為不論戰爭、貿易或生活小事，都牽涉到他者的脈絡，有時候是異質性的他者、有時是內部的他者。所以，他說海洋詩研究不是自足自存的個體，而是與其他人事物有互動、互相觀看。

走出去的海洋思維：溝通的管道，而非壁壘

訪談尾聲，視野拉高至福衛五號的視角，說起臺灣與海洋的關係。廖肇亨認為：

傳統上，海洋有二種界線說法，一種是疆界，另一種是起點。然而，廖肇亨認為，海洋不應該是疆界終點，中國文學應該從海洋出發，連結其他國家、激發文化對話。過去常提及西洋事物進到中國，似乎中國閉關自守，但其實不然。宋代海洋貿易興盛，明代雖有海禁，但也有鄭和下西洋。異文化接觸議題很複雜，「但研究海洋文學，比較側重走出去的部分」，而非外來文化進來的影響。

他補充，中國古典文學還有很多可能，至少能跟日本、韓國、越南有某種程度共通的知識結構和對話關係。另外，從文化交流史角度來看，二十年前大家喜歡談影響和接受，現在比較傾向談「異同」之間的關係。所以，應該要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想法，建立更廣闊多元的視角跟心胸。

從海盜寫詩談到使節寫物、從僧人岀使到和尚泡溫泉，訪談早已脫離狹義海洋的範疇，但是談及的作品其實與海洋都脫離不了關係。明清海洋詩研究傳達的是走出去、連結世界的思維，更是廖肇亨從文學角度，重新思考海島人民與海洋關係的一段新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