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古人瘋旅遊！竟還有炫耀文、套裝行程？

當今人們出遊前，會先閱讀朋友的心得文安排景點，或看看部落客推薦哪裡有美食，出遊後會在熱門景點拍照打卡，分享到社群網路期待按讚留言。這些旅遊行為其實跟晚明的古人有異曲同工之妙，本文專訪巫仁恕研究員，一探晚明有趣的旅遊風氣！

大多數的文人還是會選擇方便抵達，或是受到多數人歌詠的景點旅遊。就算是名山大澤，若交通不便，不僅所費不貲、風險也高，能夠前往旅遊的人自然就少。像是明代的文人費元祿就曾解釋他的家鄉鉛山縣雖有美景，卻沒人知道：「要以地僻，故未經驗雅之士品題耳，不當以目論也。」

因此，容易到達的地點自然成為眾人遊歷的地方，像是江南一帶。例如下圖可看到，晚明作家李日華的旅遊路線圖，身為嘉興人的他，經常到附近景點遊歷。旅遊行程若跨越省便稱為「壯遊」，在近處可一日來回的地點稱為「淺遊」。

另外一層涵義是，就像先前台灣樂壇市場成熟，會有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的歌手發片，江南是晚明的文化中心，文人會到這裡遊歷、社交、撰文，以爭取更多曝光與認可。

例如，清代才子紀曉嵐被流放到烏魯木齊時，曾說烏魯木齊當地風景就跟江南風景一般美好。文人無論去了山東、北京，還是烏魯木齊，都會以江南的視角來套入這些地方。

關於江南山水美感的塑造，還有另一個例子可以佐證，清初的《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說，人生中必遊的五個地方，分別是北京、揚州、蘇州、杭州與南京。除了政治中心北京之外，其他四個地方稱為廣義的江南地區，也代表著文化重鎮非江南莫屬。

旅遊雖蔚為風潮，但地大物博仍有許多地點未曾被拜訪過，而那些初次被書寫的山水，就成為新開發的景點，在被文人書寫後，也會成為其他文人爭相拜訪的地點，越多關於該地的記載與題詠，那個地方便會越出名。

所以，有許多景點是被文人塑造出來的，透過文人的題詠歌頌來建構美感，但這些地方是不是真的很美，就見仁見智了。例如，飛來峰是杭州著名的景點，關於飛來峰的歌詠不僅是在明代文學家，好幾個朝代的文人都曾為飛來峰寫文章。但之前我親自見到才發現，實際看到和閱讀感受有很大的差異。

節慶廟會多是慶祝神明的誕辰，但神明的誕辰日子是「人」訂出的，這些時間其實就是配合農閒休息之時，提供庶民休閒的活動空間；而都市型的節慶廟會所拜的神明亦然，無論是手工業或商業所拜的神祇誕辰，也是配合該行業的休息時間來制定。

而進香團在晚明的發展最為明顯，進香團與節慶廟會不同，路程較遠，且不是配合某些階層的時間。除了庶民，士大夫與仕女閨秀也會參與進香團，儘管有許多士大夫不願意家中婦女參與路途遙遠的進香活動，但只要女子們以「還願、求子」等理由說服家中男性，多半會成功。

晚明的進香團在搭乘船隻時，會在船上掛有寫著「朝山進香」的旗幟，也有專門接待旅客的旅行社，叫做「牙家」，負責協助旅客旅行中的吃喝玩樂所需。

在史料中，可以看到進香活動兼具娛樂性質，例如費元錄在其著作《鼂采館清課》中提到士女禮朱元君神的活動：「笑語喧騰，樂聲間作」，顯示進香活動還是帶有濃厚娛樂色彩。甚至在佛家七月的盂蘭齋會中，宗教活動「長者布金，士女施金錢以千計，冀繳福田利益」，或是「余從九陽江望河燈，下龍門關數里不絕，無慮萬點，若星漢錯落，珠連璧合，波文蕩漾，足當水嬉」，都顯示了香客與遊客難以區分。

晚明時期人口膨脹，每人可耕種的土地越來越少，但旅遊業的發展，創造出轎夫、舁夫、牙家等大量的人力需求。

當時有一些地方官員或士大夫認為旅遊會造成奢侈浪費，甚至因為傳統觀念重農輕商，認為旅遊會影響民生、甚至是國家稅收，因此他們主張要禁止旅遊活動。

其實這些禁止旅遊的理由，是許多傳統先入為主的觀念所導致，例如奢侈浪費的批評本來就是因人而異的消費習慣。當時的文獻資料裡沒看到有人因「旅遊」而破產，反而是賭博與打官司容易傾家蕩產。

某些山水景點是大家所一致推崇的，例如五嶽。明代的江南文人黃省曾喜好遊歷，甚至在應京赴考途中聽聞西湖之美，便激動著裝前往、遊玩數日而不應考。但黃省曾雖自號為「五嶽山人」，卻未曾到過五嶽，他的遊歷大多侷限於江南地區的景點。

不過，這也不代表明代沒有真正去各地遊歷的文人，像徐霞客就頗具冒險犯難精神。

晚明旅遊的舒適性與娛樂性，成為有別於當時他國旅遊的最大特點。各種精緻化的工具因應而生，例如美觀、具不同功能性的畫舫；放置食物的提盒、烹茶煮酒的提爐等遊具；跟隨文人出遊的僮僕與歌妓；甚至因旅遊而生的游道論述、雅俗之辨。這些都反映了士大夫想塑造的身份與品味。

以三個例子來說明：轎子、路程書、社會結構。

第一，交通工具轎子。南宋已出現轎子，當時純粹作為日常交通工具，但了晚明卻開始作為「旅遊」使用，這背後的原因與人口有關。晚明當時處於人口爆炸成長期，有一億多人口，勞動力十分充足，所以有許多人可以從事「轎夫」這個工作。

第二，是「路程書」的使用。路程書是古代商人交通時參考的書籍，可以指引商人到外地貿易時，該選擇陸路或水路。例如文林閣唐錦池刻印刊行的《士商類要》就紀錄了各路程中的各種旅遊景點介紹，晚明的黃汴所編撰的《天下水陸路程》也同樣在路程後附有旅遊介紹。原本路程書只作為交通參考用途，但商人在旅途中會順便觀光，因此，路程書也兼具旅遊指南的功能。

第三，從社會結構面來看，晚明商人群體崛起、社會地位提高，引起士大夫內心的焦慮。士大夫想與商人做出區隔，因此需要展現自己獨特的旅遊品味。

在歷史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史料搜集。研究無法憑空想像，必然要植基於資料之上，無論是圖像或實體的物質資料。在搜尋某個時代的史料過程中，會發現某類型的史料特別多，例如晚明遊記的暴增，約莫是從十六世紀中葉，也就是從嘉靖年間開始，到了萬曆年間達到巔峰。從史料可以發現文人自行出版的文集中，幾乎都有遊記文體。一個時代出現某類文體一定是有原因的，可以反映了當代的風氣。

另外一個例子，中國一直以來都有山水畫，但以前的山水畫多是文人畫，屬於寫意不寫實的風格。但晚明的山水畫風格一轉，十分具體寫實，受到旅遊風氣的影響，在繪畫方面出現了「紀遊圖」。

然而，事情在十八世紀出現了轉機。英國先是在道路的修葺、馬車避震的科技改良、鄉村旅館的精緻化逐漸超越中國，再加上中產階級興起、消費力提升，帶動英國旅遊業蓬勃發展。隨後的工業革命更帶動英國旅遊業的革命性進展。因此十八世紀後，歐洲人會給予中國旅遊經驗負面評價。到了十九世紀歐洲鐵路的普及，中國旅遊業與英國相比落差就更大。

若問及台灣是否應多發展旅遊業，必須改善交通便利性，例如許多人喜歡到日本旅遊，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本有很便利的交通網路。從轎子、馬車、到鐵路，旅遊業的現代化與「交通工具」的進步有極大關聯。從近代史來看，旅遊業對於文化和經濟發展，都是有所助益的。

之前我去埃及旅遊時，看到埃及的壁畫中有許多鱷魚，博物館裡還收藏有鱷魚的木乃伊，於是會想像埃及應該可以看到很多鱷魚。但現在尼羅河流域卻幾乎很難看到鱷魚的蹤跡，部分原因是亞斯文水壩建立，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

也曾有機會到開封，但看到造出來的古蹟實在很難想像古代的樣子。現在的開封城不大，一開始很好奇這麼小的城怎麼成為首都，後來比對古地圖才發現現在的開封市區只是當時的內城，於是才能理解作為宋代首都的規模大小。看這些古蹟時，要自己加上一些想像力。

還有先前去看明朝十三陵，在明成祖的墓看到一道聖旨，上面以兩組文字書寫：蒙古文及漢文，而此道聖旨是給蒙古的。從這道聖旨可以顯示明朝已經是統治多元民族，而不是等到清朝才是。這些事都得一邊看史料，一邊到當地遊歷才能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