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吵不休，多元價值大亂鬥？公民儒學新解：隱喻對話

公民儒學：把孟、莊請入公民社會

亂世用重典？廢死護人權？動物權優先或者捍衛傳統文化？面對新聞中各種爭議紛擾，你是否也做過這種推想：多元社會必定意味著價值衝突嗎？想化解衝突，是否得尋求共同價值？但是，真的有一種共同價值能解決分歧嗎？又要如何找到？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是公民社會裡的日常課題，但是當人們面對價值衝突，有時不論如何「以理說服」，理據清晰、論證嚴謹，依然很難讓對話產生交集。原因或許是，我們忽略了價值衝突的內涵。

價值衝突不見得是對與錯大論戰。比起分辨對錯，如何看待「對的價值」與「從另一個方向看來也對的價值」往往更讓人困擾。這種多元衝突有相互理解、對話的可能嗎？

在《公民儒學》一書中，鄧育仁試圖回應上述的問題。鄧育仁藉由雷可夫（George Lakoff）與詹森（Mark Johnson）合著的《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裡對隱喻邏輯的推敲，重新咀嚼華人經典《孟子》與《莊子》的思路，從中淬鍊出能與現代公民社會對話的智慧。

孟子的隱喻力：世界沒變，是你看世界的方式變了

鄧育仁在《公民儒學》一書中找尋傳統儒者的思想，從裡頭檢別出能與現代民主社會對話的思想資源。

這裡的「儒者」指的是廣義的傳統讀書人，而不是中國思想中流派分類的方式。鄧育仁認為華人傳統的讀書人，閱讀地圖並不限於儒家經典，而是同時浸淫在文化傳統。比方說，千百年來，讀書人進則兼善天下，採取儒學態度，退則嚮往山林，這時道家思想也縈繞在他的天地胸懷之中。

由此，鄧育仁特別帶入「孟子」與「莊子」的人文精神，嘗試將傳統的思想資源，放置到當代的公民論述位置。

那麼，第一個問題：孟子與莊子的推理特點是什麼？

「擅用隱喻的邏輯。」

隱喻的意涵是什麼？來看看《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裡怎麼描述：隱喻是一種認知模式，從一個經驗領域（來源域），跨越來看待、調整或整頓另一個經驗領域（目標域）。在這種跨域的交會中，會生成對目標域的不同理解。

鄧育仁提出一個分析案例，出自《孟子· 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我聽說文王的苑囿方七十里，不知是否真有其事？｣

孟子回答：｢是有如此記載。｣

齊宣王問：｢真有方七十里這麼大嗎？｣

孟子回答：｢百姓還認為太小呢！｣

齊宣王說：｢寡人的苑囿不過方四十里，百姓卻以為太大了，這是怎麼回事？｣

孟子回答：｢文王的苑囿方七十里，撿柴火、獵雉兔的人都到那裡去。苑囿與民同享，因此民眾以為太小，這不是很合理嗎？臣初到貴國的時候，事先問了國境內重大禁忌，才敢入境。臣聽聞城郊之內圍了四十里的苑囿，如果殺了苑囿裡的麋鹿，等同殺人罪。這等於是在國境內設下了四十里的陷阱，因此民眾認為方四十里已經太大，豈不是很合理？｣

在這段對話，孟子改變了齊宣王原先提問的設定，重新調節、整頓看待圈地的方式，甚至拓深了政策目的性與道德性，這是孟子認為王者施政應首要考量的要件。

莊子的隱喻解構：視角轉換，就在那夢醒時分

另一個例子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莊周夢蝶」。這則寓言中，莊子先處在當夢初醒時一種既清晰又困惑的知覺，後又轉折出對於人世間體會的反思。當莊子夢蝶，自以為蝶，在那個自以為蝶的世界是如此清晰、如此自在；現在大夢初醒，自以為莊周，在這個自以為莊周的世界亦是那般清晰、自在。

接著，如果觀點再次轉換──我怎麼知道又一次大夢醒後，不會發現是蝴蝶夢見了莊周？在《莊子》的許多寓言裡，都會發現這種視角轉換的意趣。

人們藉由敘述生活，從而理解、掌握生活。敘述總帶有大量的隱喻，這些隱喻築建了我們習以為常、執以為真的生活世界軌跡。

因此，當隱喻遭到解構時，行動者會宛如「十二點鐘的灰姑娘」──噹一聲，夢醒時分，一切變得既清晰又困惑。過往曾令你感覺深刻、深信不已的事， 一時如煙消雲散般地輕而不實。

不過，當上述解構發生時，我們正是從舊時的隱喻設定轉入了另一組新的隱喻設定。何者為實？何者為虛？「莊周夢蝶」裡沒有提供一個明確的標準。毋寧說，莊子有興趣的是遊刃於其中的智慧，也因此莊子在「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之間暫且懸置，保留一個「不知」的空間。

孟子與莊子的推理精華在於隱喻，並由此生出一種感覺的力量，透過重新設定，進而重新建構經驗。

兩者的差別是什麼？

對孟子而言，通過隱喻的重新設定所建構出來的新經驗，往往帶有道德的向度，讓事實經驗同時融會道德價值的取捨、推理的要求、感覺的力量。莊子則是透過隱喻重設，讓原先經驗在視角轉換下，涉入了虛實間的美學、哲學思辨。

解決多元價值衝突？視角轉換vs.論辯邏輯

鄧育仁強調，隱喻所帶來的視角轉換，與公民社會解決紛爭時常強調的論辯邏輯，特質並不同。

多元價值的衝突不見得都是對與錯的選擇。

多元社會中這種價值衝突，恰恰是邏輯所不能妥善安頓的。這是因為傳統邏輯解決的，是前提至結論過程的推論合法性問題。然而邏輯無法解決的，是對兩種不同思考前提進行比較、斟酌。更何況，解決價值衝突是否只能透過消除一切歧異？消除一切歧異這種想法，是否恰好違背了多元社會的本意？

在多元社會裡，我們保留不同價值的存在空間，正是因為差異能帶來跨域的理解交融，提供我們對眼前世界的不同想像。換句話說，想要暫時離開自身的立場，走向他人的價值基準，

孟子與莊子的隱喻邏輯裡，我們所經驗的，正是藉由重新提問、重新設定前提，導向不同價值設定的感受力量。也許，這即是儒學傳統經典所能帶給現代公民的思想資源。

「民主別傳」不讓弱勢成為沉默的淘汰者

「每個公民都享有基本自由與平等的政治地位」，這類準則是多元社會裡的民主起點。然而，要如何「實質上」落實呢？請留意，實質公平牽涉到社會資源的分配情況。因此，對於基本社會資源仍空缺的社會成員，自由平等很可能淪為徒具形式的口號。

如此一來，我們所設想的民主圖像：每個公民站在同等的位置，為自己的立場、主張發言，達成政治共識，裡頭缺席的正是缺乏基本社會資源的人，能坐上談判桌權衡、折衝、妥協，早已排除不具備基本條件的公民。鄧育仁認為，這是因為在英美政治傳統的設想裡，先行預設了市民社會的「互惠合作模式」。

回到儒學傳統，如果將西方民主理念接軌到華人社會，這種「互惠合作」的想像立生質疑。從孟子的觀點，首先關注政治的焦點不是公平，而是「弱者如何優先得到關懷」，這是《孟子》裡「不忍人之政」的精髓所在。

人間總有基本生存條件都成問題的弱勢者，也總有苦難發生。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可能在平等互惠政治思想裡成為沉默的淘汰者，因為他們不一定能同你我坐下來談判如何各取所需。

因此，比較羅爾斯和孟子基本的隱喻設定差異，我們看到了孟子哲學資源提供另一個民主想像的版本──對「公平互惠優先」或「弱勢者優先」的政治想像進行重新設定。

孟、莊哲學觀點下的公民論述位置，可能另闢蹊徑地為現代民主思想帶來另一種思考可能性。鄧育仁稱之為「民主別傳」，他如此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