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傳故事為何改變？」從 Lapita 陶器解密史前人類的生活

史前人類移動：從臺灣、東南亞到大洋洲

邱斯嘉說明，根據臺灣眾多考古學者、以及澳洲國家大學 Peter Bellwood 和洪曉純教授等人多年來的研究指出，距今約五、六千年前，臺灣的大坌坑文化人已會製作陶器；大概在距今四千年前，當時臺灣的繩紋紅陶陶器、玉器與豬都傳到菲律賓，約在距今三千年前左右在那裡也發現了種植稻米的痕跡，而種稻米跟製作陶器都是需要經驗的傳授。

因此，透過這些證據發現，有一群生活習慣相近的人，除了在本地代代相傳外，很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人決定往外移動，而這個移動的痕跡恰好被考古學家捕捉到了。但邱斯嘉也說明，這不能確定是這些臺灣的大坌坑文化人帶著這些生活用品移民到北呂宋去、還是他們只是跟北呂宋人交換物資、或是他們帶著陶器和其他物件當作禮物去分贈親朋好友，這三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過去百年間，自歐洲大航海時期以來，眾多往來於大洋洲的水手、商人、傳教士、和學者們都觀察到美拉尼西亞的人群、社會組織與文化，似乎和玻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有非常顯著的差別，因而開始追尋玻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的先祖從何而來，又為什麼到了後期會演變成與美拉尼西亞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群體。在研究的過程中，考古學者們逐漸釐清大洋洲居民的先後移民史，其中也包含了南島語族遷移史的探究。

在說更多故事之前，我們先透過下圖，掌握南島語族遷徙至各區域的時間點、與 Lapita 文化區域的位置：

邱斯嘉表示，要談大洋洲考古史可以追溯到幾十萬年前，這時在亞洲大陸與島嶼東南亞一帶便有人類在此活動，而在大約距今五、六萬年前，人們就已經跨過「華萊士線」所在的開闊海洋區域，進到澳洲地區。當時的澳洲與巴布亞新幾內亞還連在一起，因此在這個區域的考古找到很多人類五、六萬年前活動的證據，巴布亞新幾內亞也找得到四萬年前人類耕種的痕跡，證實了人類在近大洋洲的不同島嶼群中往來生活了幾萬年之久。

這些人會利用黑曜石製作石器、也會種植香蕉和根莖類作物，並且開始將野生的小型鴕鳥和有袋類動物帶到外海小島上當作食物。但是在這漫長的時間裡，直到距今約三千三百年以前，這些地方都是完全沒有陶器的。

考古學家發現在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邁群島上，距今約三千六百年以前一次劇烈火山爆發後，竟然看見火山灰上層的地層中，出現大量的 Lapita 陶器，而附近的島嶼也很快都出現了 Lapita 陶器，其中有當地生產、也有外地引進的陶器。而伴隨著 Lapita 陶器出現的，還有從島嶼東南亞引進的動植物，和截然不同的石器與貝器製作方式。

由於已知島嶼東南亞的最早陶器傳統是來自臺灣，逐漸傳入菲律賓北部及蘇拉威西等地，同時也有人群開始由菲律賓向北馬里亞納群島殖民，因此學者們推測這些具有相似生活方式的人群，很可能都是屬於當時不同南島語族語言分支下的群體。

考古學者們發現約在三千五百年前，某些南島語族的先祖到達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邁群島，他們和他們的後代，不但與原本居住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到索羅門群島北部一帶的居民往來，同時也迅速地進入原本無人居住的遠大洋洲，改變了大洋洲的生活方式，產生出了橫跨美拉尼西亞、玻里尼西亞地區的高度同質性文化遺留，而這個階段的史前文化就被稱為 Lapita (音譯：拉匹達)文化。

Lapita 文化叢：陶器紋飾的改變

邱斯嘉指出，由於我們從現今的社會中，也可以看出一個地區的人群在語言、基因或體質，跟主流文化之間並不是一直都處於固定不變的狀態；而因為考古遺址出土的是史前人群的物質遺留、和他們與自然環境互動後所產生的地貌地景上的變化，並不是像現代社會一樣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人際關係與社會文化；所以由「考古遺留」所重建出來的古代物質文化樣貌，與現今可直接觀察的社會文化是有所區別的。因此，考古學家會用「Lapita 文化叢」來描述他們在大洋洲距今約 3500-2600 年前的這段期間內，所有出現過具有 Lapita 陶器以及其他伴隨的物質遺留特徵。

這些人群雖然有可能來自許多不同的島群，並有著差異性極高的體質特徵、基因組成、語言，但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融合之後，逐漸形成了類似的語言及社會文化傳統。其中一部分人的後代，帶著陶器、製陶技術、以及引進東南亞動植物穿越了索羅門群島的主要島群、到達以前沒人居住過的遠大洋洲各個島嶼群；其中一部分人又殖民到斐濟、東加、薩摩亞一帶，這些人群逐漸演變成為現在玻里尼西亞、和大部分密克羅尼西亞居民的祖先。

如下圖，Lapita 文化可分成四大區塊，是從陶器上的紋飾來區分，雖然製陶方式大致雷同，但紋飾多有所不同。屬於遠西區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地區，是陶器紋飾最精細的，也是 Lapita 人一開始到達的地方，並繼續往東擴散，到達西區的索羅門、與南區的新喀里多尼亞島；而屬於東區的斐濟等地，則與萬那度關係較近。

邱斯嘉說明，Lapita 是從東南亞過來的文化、融合了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文化，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並擴張到許多太平洋的無人島上，速度非常快，這代表當時已有高超的航海技術、還有定位技術。

根據民族誌的記載，許多島民可以同時在不同的鄰近島嶼上擁有土地和捕魚的魚場，在這些土地上蓋屋居住、耕種採集、捕魚獵鳥和眷養家畜。因此當一個人出發到另一個島上種植芋頭，過了兩三個月要回去採收，得先認出對的島嶼，才能順利在原居地和其他島上的土地之間往返。民族誌上記載當時有些部落會在椰子樹上刻上標識，或是透過宴會等公開場合反覆述說誰擁有哪些土地來取得共識。而這些彰顯自我社群土地所有權的標識，與這些社群的社會地位、及擁有的土地財富等息息相關，因此也有可能跟 Lapita 陶器上的某些特殊紋飾相關，同時也被運用到刺青、編織、樹皮布、木雕和裝飾品等等眾多媒介上。

引起考古學家注意的是，Lapita 是發跡於來自東南亞的文化、生活型態與製陶技術，但大洋洲區域 Lapita 陶器上的紋飾卻和東南亞的同時代的陶器不同。在沒有文字的古代，這些陶器圖紋很可能就是他們表達、紀錄的方式，而這樣的陶器裝飾傳統，傳到了巴布亞新幾內亞區域卻變了。

鑑定陶器不像 CSI ，得靠慢工細活

邱斯嘉表示，大洋洲的陶器與臺灣出土的陶器不同，臺灣的史前居民重視實用性，而且生產力驚人，所以有非常大量的陶製器具，而在大洋洲卻不是這樣。

她舉例說明，在一個二乘二平方公尺的考古坑中，臺灣的遺址可以出土三千件陶片，但 Lapita 文化遺址通常只有六、七件，然而大多數帶有裝飾紋路的 Lapita 陶器都製作精美。她說 Lapita 的複雜梳點壓印紋陶器需要花非常多心力來做裝飾，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製作的。如果沒有裝飾，大概一個禮拜就可以把陶器製作完畢，但加上裝飾，大概要花上三到四週的時間，這反映了 Lapita 文化的人群很可能願意花費多餘的勞動力，製作精美的陶器在特殊場合中使用，而不是追求大量生產日常生活所需的器具。

邱斯嘉補充，當一群人初到達無人島時，會先解決生計的問題，在能養家活口之後，他們會把家族的故事流傳下來，雖然學者還無法完全掌握這些陶器紋飾的意義，但可以先去比對這些紋飾有什麼不同。就好比媽媽說的小紅帽故事，跟下一代所說的可能有所差異，想要強調的重點會放在不同的地方。因此，邱斯嘉與研究團隊正在整理大洋洲各區域 Lapita 陶器紋飾的架構，她們想釐清有哪些架構是一定要遵守的，又有哪些部分是可以被改變。

然而，這些陶器長得很像，要怎麼證明陶器之間有關聯，還有是不是同一群人製作的？

由於陶器從找到合適的陶土、塑形到燒製定型，這一系列與製作相關的技術與知識都需要長時間的練習，並透過學徒和師傅間的密切交流才能傳承下來。因此，考古學家會假設：「在同一個遺址、同一年代找到的製作方式高度相似的陶器，很可能就是同一個師傅和徒弟們做出來的」。而年代早晚有差別、或是地理位置不一樣，但是陶器製作方式仍然高度相似的時候，就會假設是「同一個陶器製作傳統下，不同陶匠們做出來的產品」。

因此，要知道兩個陶器間是否相關，得將陶器切片、磨製，看陶土的組成成分、揉捏製作的手法、形狀和紋飾的結構，來推敲出兩者間相似度高低的證據，聽起來就像 CSI 鑑定那般。但邱斯嘉哈哈大笑說：「哪有像 CSI 電視劇那樣，把樣本放進分析儀器中，咻一下～結果就出爐了」，雖然工程浩大，但邱斯嘉表示會選擇陶器是因為它最漂亮，研究起來心情會很好。

邱斯嘉與研究團隊平常的工作是進行陶器切片，還有紋飾的分析與建檔，如果東加跟斐濟出現了一樣的陶器，要怎麼確認這是同一群人做的？這必須進行與陶器製作相關的各種分析，其中一部分是岩相切片分析、和化學成份分析，藉此分析陶器的土壤成份是否能夠反映出某個地質區塊的特徵。

研究團隊的浩大工程，有賴許多人的協助。邱斯嘉表示，她目前正與林博雄和鍾國芳兩位學者合作，模擬古氣候與洋流的狀況。此計畫會使用電腦模擬古代的風向與洋流，看船隻會如何移動，這可以用來推測古時候的人們便於在哪裡登陸。例如 Lapita 文化人從 A 地出海後，最容易到達的地方在哪裡，而這兩地間，陶器也應該要最為類似；但如果容易到達的地方，卻出現截然不同的陶器紋飾，那就要繼續探究造成這種文化偏好斷裂的原因有哪些。這些文化偏好上的持續或斷裂，會反映出史前社群的組織、文化上的偏好，再搭配其他考古線索(例如環境變動等)，就能夠較為完整地述說史前人們的故事。

邱斯嘉舉例，像是新喀里多尼亞島東北方和南部所製作出來的陶器，都會送到位於四百公里之外的萬那度中部的 Teouma 遺址，用於陪葬。但在同一個新喀里多尼亞島上，這兩地卻各成一派，各自有其陶器流傳範圍，且大多互不干涉；而且到了晚期，當地確實也演變為南北兩大文化傳統，隱然呼應了 Lapita 時期的分隔，這就會讓她好奇到底發生什麼事。

在邱斯嘉負責的太平洋史前 Lapita 陶器線上數位資料庫裡，目前共有 60 個 Lapita 遺址的資料，包含 2709 種紋飾，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群體。大致上是從巴布亞新幾內亞分散出去，分成索羅門、萬那度與新喀里多尼亞島三大類，類似不同的移民波。但她表示，目前沒辦法很清楚地知道這三群社群的先後時間，是同時存在的競合關係，還是有其前後？這要透過人骨鑑定才會有精確的資料，但很遺憾地，目前在這些遺址中很難找到人骨。

從大洋洲的「家屋社會」來推敲

考古學家們需要設想當時往來穿梭於各島的人們，會面對那些從自然界與從社會關係而來的挑戰，以及當時的人們要怎麼確保自己的生存與發展，考古學家才能按照所觀察到的證據，將這段史前史寫出來。

在大洋洲考古研究中，經常會從「家屋社會」的理念下手，來討論移民過程中的種種狀況。考古學家們討論：當時的人們可能是以家屋社會的方式，組織一個不完全以血緣關係為主的群體，靈活運用不同的繼承方式，組織和發展其人力物力。這樣他們在需要經常出海往返、接觸不同島嶼的人群時，才能依據這個家屋的社會地位和名聲，獲得外地人的尊重與保護。

而邱斯嘉認為，Lapita 陶器同樣具有「標記歷史符號」的作用。陶器上的臉面紋飾，也許顯示各個家屋透過特定符號來表彰祖先以及歷史地位，藉此證明自己對土地以及財產的合法性，Lapita 陶器紋飾類似家徽的概念，因此它很可能用來作為一種傳家寶物。

邱斯嘉的博士論文就是大洋洲的考古研究，她提到自己在撰寫博士論文時，有學者在新喀里多尼亞島發現遺址，邀請她一起做研究。當時，她是唯一一個到新喀里多尼亞島遺址做研究的博士班學生，獲得很多素材，也才栽進了大洋洲考古的世界。

在那時，她發現了許多現象、擁有許多素材，卻無從解釋，正當她心煩意亂之時，決定在那個暑假逃到加拿大散心。在加拿大的博物館中，發現許多北美印地安人刻的柱子，柱上有許多圖騰，有青蛙、鯨魚、熊等的圖像；有些動物圖騰是獨立存在，有些則是混合在一起。博物館的說明寫著：「這些圖騰在加拿大代表著家屋組織的象徵，如果通婚並且建立了新的家屋，這個新家屋就會放上兩個家屋的圖騰。」因此，邱斯嘉按著這個邏輯回頭檢視自己手上的素材。

家屋社會不完全是父系、也不是母系，而是以傳承家屋和家名為目的來建立社會組織，邱斯嘉表示，家屋社會的組成並非完全有血緣關係，而中古世紀的歐洲與日本都有相似的概念，家屋的名字、歷史與土地所有權必須持續下去。

由於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大洋洲島民非常重視人際網絡。除了建立人際關係外，也要想辦法維持，而這通常會透過持續的通婚、收養等方式來強化，有點類似中國古代的世家大族，透過通婚來鞏固家族地位，而在自然資源缺乏的島嶼，這就更加重要。

眼見太平洋群島上大多屬於家屋社會，加拿大的發現帶給她當頭棒喝，讓她用家屋的概念來詮釋大洋洲陶器。她也提到，在大洋洲考古研究中有幾個重要的元素：土地、家屋以及陶器。從土地的所有權、家屋的建立與翻新與否、陶器上的圖騰紋飾，能看出家屋的力量，因此，她的老師建議她依據這些證據，找出大洋洲史前家屋社會運用符號的方式。

最後，邱斯嘉補充了一個 Lapita 文化命名由來的小故事，她站在一張新喀里多尼亞島的巨大地圖旁邊，指著 13A 遺址的位置，解密 Lapita 名稱的由來。她說，當時在 13A 遺址進行研究的老教授指著發掘所在的沙灘地，問當地人那地方叫做什麼名字，當地人看著考古坑便回答：「xapeta’a」，這是當地「小坑」的意思，耳朵不好的老教授聽成「Lapita」，這就成了 Lapita 文化名稱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