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左岸文化
科技如何改變歷史？
2017 年 11 月，《老科技的全球史》作者大衛・艾傑頓 (David Edgerton) 應邀來台進行系列演講，本文摘錄部分演講內容，並專訪此書的翻譯者李尚仁，聊聊持續不斷使用的老科技，在歷史上是如何改變生活。
書中導論一開始指出，大多數的科技史是為了特定族群所寫，在上位者宣揚著某種特定的科技理念，將科技與創新綁在一起。大衛甚至在書的一開始便反問讀者：「保險套是否比飛機還重要？」，以不同尋常的科技史詮釋，促進讀者腦筋高速轉動。
在演講的開始，大衛以原子彈舉例，他認為原子彈是可怕的，象徵性地標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並非同一般所想的是結束戰爭的原因。儘管焦點都放在「創新毀滅性武器」，但事實上那些舊的、廣泛使用的武器：步槍、火炮、坦克，在二次大戰殺死的人數，遠大於轟炸機與原子彈。
當今最危險的兩件事，莫過於我們自以為知道答案，以及政府自以為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發明。
大衛演講現場再次問大家：「洗衣機是否比核子反應爐重要呢？」他明白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可能有兩三樣發明就足以改變社會，但卻是世上普遍存在的政策與經濟迷思。
他透過這個提問，點出迷思：「更多的創新，將帶來更多的權力與進步嗎？」這聽起來很合理，然而從書中的實際數據來看，許多致力創新的國家，經濟成長的程度與創新的發展卻不成正比。例如力求創新的美國從 1920 年代至今，經濟發展速度已經不是最快的，現今反而是中國取得頭籌。這現象也來自於，發展中的國家可以模仿已開發國家的創新，所以就算不投入創新也可以快速成長。這正是科技史給我們強而有力的警告。
大衛認為人們要做到兩件事：首先是拒絕企業與政府餵養給我們的全盤創新說法，但不是拒絕進步，而是要「勇於質疑」；第二，科技需符合人們的「使用需求」，創新的神話常灌輸人們對於未來是沒有選擇的，很多問題只能透過創新解決，但其實我們有選擇，也有許多運用現行科技就能採取的解方。
20 世紀的生產力毫無疑問是增加了，但科技究竟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依舊是個謎。接下來透過《老科技的全球史》譯者李尚仁的問答梳理，以書中大衛的角度來觀看老科技的重要性。
圖│研之有物
我們鮮少關注科技與歷史的關係，科技史的重要性在哪裡？
改變社會的，往往不一定是最知名的科技，像是我們日常衣服食物的廉價大量生產，其普遍供應足以改變社會，就是很重要的科技成果，但大家不會覺得這些生產科技的改良很有名，甚至不會將這些日常現象與「科技」直接產生連結。
我們大多談論的是像奈米、超導體等研發技術，但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卻很少拿來討論。2017 年 8 月 15 日全台大停電，我們才會發現「供電系統」的技術其實很複雜，才會去討論電力系統的問題，但平常並不會注意到。
科技史就是討論科技如何形塑人們的生活，並不是去講哪些發明有多麽偉大。
大衛提到多數人把科技視為發明，在台灣也是，為什麼會這樣？
這與教育中如何敘事、還有國族主義有關係。課本或大眾媒體的發明故事，看起來總是比較動人，藉由「戲劇性的發明」來說故事比較吸引人，尤其是發明家從小如何努力奮鬥。
而科技史的寫作，又與塑造民族英雄有關，更能進一步強化國族主義，彰顯該國有哪些偉大的發明以及聰明的人物。
歷史課本介紹了中國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與印刷術，但我們卻很少知道火藥從古至今的流變，造紙技術在科技史領域也不是熱門的研究題目，這些題材可能會變成產業史、博物館史，而非科技史。
如何讓大眾認識科技史，就是要讓大眾先看看自己生活周遭的技術。
像是遇到停電，就會想到發電系統，而去關心電力是如何傳輸，有時甚至是透過爭議才會讓大家關心這些議題，例如反核、擁核的論述；火力發電、風力發電跟其他再生能源發電的不同。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生病常用到的盤尼西林 (Penicillin)。
盤尼西林的戲劇性故事發生於 1928 年的英國，發明者弗萊明在未洗乾淨、長滿細菌的培養皿中意外發現盤尼西林，在對其治療細菌感染的性質有所了解後，卻無法大量生產。真正大量生產是到了二戰初期的美國。但大家對於盤尼西林的認識，多止於最初如何戲劇性地發現，而在美國如何達成大量生產的過程與努力卻少為人知。大量生產的技術是什麼？在什麼背景下被大量製造？這些其實都是重要的問題。
《老科技的全球史》提醒我們要警惕科技國族主義，應該盡量自行研發所需科技是個迷思。大衛提醒我們看看生活周遭的產品，絕大多數都是其他國家所發明。發明的共享是普遍的歷史現象，也是件好事。
此外，他也認為自給自足的想法常有害社會福祉。大衛這個論點看似違反常理，但我們可以想想今天的汽車、電腦或智慧型手機如何被製造與運輸，這些產品的組裝與製造所需的元件與工具往往來自不同國家。這是為何英國汽車工業將深受脫歐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因為不同的汽車零件來自外國，脫歐後進出口的關稅將大幅增加。
我們生活中其實有許多物品不會被視為科技，我的朋友林崇熙教授研究的「台灣農村拼裝車」便是一個例子。拼裝車在農村有許多用途，但大多人只會覺得拼裝車游走在違法邊緣，甚至是登不了檯面的物品，但其實拼裝車作為一項科技產物，它在台灣農村有許多用途、發揮不少重要功能。
醫學上也有不常被注意的科技嗎？
我本業從事醫學史研究，因此特別有興趣的部分在於醫療技術。在傳教醫療史中，有些醫師因地制宜在中國改良手術台，過去並未受到注意。另外還有「麻醉技術」非常快速地傳入中國，當時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在廣州使用了麻醉技術，雖然中國人第一次看到很訝異，但也很有興趣、並不抗拒。所以我想了解當時中國人接受麻醉技術的原因，會不會與過去的傳說故事或相關藥物有關。我想了解當醫療技術傳入不同文化與國家，為何有些很快被採用，有些卻受到排斥。
我也從事熱帶醫學史的研究，當中有關於「瘧疾」的調查，我想知道他們怎麼研究這些蚊子、怎麼評估這些蚊子，怎麼抓到、怎麼觀察，這些都是很簡單的技術，只是必須知道他們怎麼使用，例如使用什麼圖表紀錄分析。這是我很感興趣的部分，也是接下來會繼續進行的研究。
圖│《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使用 vs. 創新，這兩種科技有何不同？
「使用中」的科技通常代表「大量使用」，科技必須要被大量使用，才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一項科技被發明後，沒什麼人用，很難產生影響力。
而且通常大量使用的科技，是需要一段時間來流傳、改良。
像是蒸汽機，我們都知道 18 世紀瓦特改良蒸汽機，但蒸汽機在 19 世紀才在人類社會改良地更好用、更重要，但一般的科技史不太會去強調 19 世紀的蒸汽機如何進步。
大多數「創新」的科技發明產物，其實不會被民眾廣泛地使用，因為幾乎每個科技都有替代物品。例如傳輸訊號可以用光纖、也可以用衛星；記帳可以用紙筆，也可以用電腦、手機。被人們最大量使用的科技，可能是稍微好用一點、或是稍微便宜一些。
最創新的科技不一定會被使用，也有些因素是文化或歷史導致。例如台灣地狹人稠的城市，以能源或交通安全層面，使用公共軌道運輸會比每個人開一台車、騎一台機車更有效率。但是，當初先蓋了許多道路，現在突然叫大家不要騎車開車，我們來蓋軌道，就會遭到很多困難與阻力。
最早受到青睞的科技不見得是最適合特定社會的科技，某個科技一旦先有許多人使用，往往讓社會陷入比較不好的科技選擇而難以自拔。
大衛提倡要大家抗拒「創新的迷思」，應如何做到？
《老科技的全球史》作者大衛，他不是抗拒創新，而是提醒不要相信會有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有時這樣的說法是讓人不去面對真正的問題。
例如，有人提出未來一定會有創新的科技可以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例如碳捕捉技術，但這樣的宣稱，有時反而會阻礙現今不當行為的改變。現在就能做的是共同減碳，提高能源效率、減少私人交通工具、多搭乘大眾運輸，但這樣的改變可能會帶來些不方便，也會跟產業利益相衝突，所以把「創新科技」作為拖延的藉口，把問題留給未來。
翻譯此書的契機？
我跟大衛其實是師生關係，我在英國唸碩班的期間，修了大衛的科技史課程。大衛的想法很特別，不是以「創新」的科技為主，而且指定讀本中有許多經典，像是韋伯、馬克思等社會科學，或是博物館史、文化產業等。主修科技與經濟的大衛很重視「計量」，但通常歷史學科較重視「質性」研究。
大衛自認是個左派，也常刊登文章在《新左評論》，但並不是那種教條式的左派，也會重視右派的意見。他指出左派的人有些幻覺，覺得自己掌握歷史的真理與智慧，右派只是有權勢但蒙昧反動。但他認為右派往往很有創新能力，左派若對此無知而活在自以為獨佔智慧的幻象中，會付出慘痛代價。
會擔任這本書的翻譯是因緣，大衛在 2012 年接受清華大學的邀請訪台，他後來將他的思想寫在一篇史學論文《從創新到使用》，但其用字較為艱澀縝密，讀起來較不容易，後來他便以大眾導向寫了《老科技的全球史》這本書。出版後，上海的出版社有簡體翻譯，但刪除了許多與中國有關的內容，像是大躍進的部分，許多註解也被拿掉。
我認為這本書在台灣特別有參考價值，因為台灣不是以「發明」為名的國家，但卻有許多「使用」的科技。
像我小時候看到介紹十大發明家的書，沒有一個是台灣人，但若從「使用」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拼裝車也是一種代表性的科技。因此，我想翻譯這本書，將「使用」的科技史介紹給台灣的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