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文」學，如何演變成現今這樣——王德威

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文學」，發軔於中國封建帝國末期，並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間逐漸制度化。1902 年，慈禧太后針對甫成立的京師大學堂進行改革，改革提出的章程列出了文學科，所包括課程有：儒學、歷史、古代思想、檔案學、外國語、語言學和詞章等。

而今日所稱的「文學」，其原型便是文學科下的詞章這一概念，包括詩學、詞學、曲學、文章學、小說學等。

這一設置結合傳統中國小學研究、和西方浪漫主義以降的審美實踐，為現代文學概念首開先河。一種以修辭和虛構為載體的「文學」逐漸為眾所公認。儘管採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文類，或奉行由現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話語，中文現代文學與傳統概念的「文」和「文學」之間的對話依然不絕如縷。

我們所理解的文學，是一個被發明的學科，而其歷史，也不過百年的時間；但王德威認為，在 21 世紀的今天、在臺灣的學院教育裏頭，「文」的定義與討論，其實逐漸出現了侷限性。

王德威強調，他想要提倡與敘述的，是一個廣義的文學觀，但在此之前，他想要先回到「文」這個字本身，藉由觀看「文」這個字的形體，回到華夏文明的傳統去探看「文」所隱含的意象。

從「文」的甲骨文來看，是一個錯畫的樣貌，有各種痕跡交錯所形成的圖樣；而在時間的流逝過程中，這個文字被有心人重新建構，演變成一種裝飾、圖飾的意涵；並持續被推衍成形式、文化、文明的意義。而「文」被定義為語言、文章──在審美或唯美定義下的文學的觀點，是到了中古三、四世紀後的事情。

而這些豐富的定義，都是廣義的「文學」的一部分。若今日的學院教育，只以小說、詩歌、散文來解釋文學，那似乎是侷限了「文」所蘊含的豐富的、廣義的多樣形貌。

王德威說，文是審美的創造、是知識的生成；用比較傳統的眼光來看，則亦是治道的顯現。推而廣之，文學就是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從一個地域到另一個地域，對「文」的形式、思想和態度流變所銘記和被銘記的藝術。

換句話說，面對文學，我們不僅只依循西方模擬與「再現」(representation) 的觀念，也仍然傾向將文心、文字、文化與家國、世界做出有機連鎖，並且認為這是一個持續銘刻、解讀生命自然的過程──是一個發源於內心、並在世界上尋求多樣「彰顯」(manifestation) 形式的過程。

正是在對「文」這樣的觀察下，我們面對臺灣文學與歷史的關係，有了更多元的認識。在原住民與新住民、移民與遺民、殖民與後殖民的多重脈絡之間，臺灣文人與庶民對「文」學的建構和解構，自然有別於大陸傳統。

本演講接著從：「文白之爭、文體之辯、文化之別」三個子題來看待過去百年臺灣文、史變遷的脈絡，以期為目前劇烈改變中的臺灣歷史與臺灣論述，提供持續思辨的視野。

「文白之爭」的歷史

文白之爭是從 2017 年秋天以來，文學界及社會公眾爭辯不休的話題，而在各種關心臺灣未來語言或文學教育的爭論裡頭，都將焦點放在最淺白的文字語言、或教科書上的問題。

但王德威認為，作為文學研究者的我們，應該將眼光放得更遠；過往的文白之爭，或有失之膚淺，因此他更想爬梳臺灣文化、文學之源，經由對「文」的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挖掘爬梳，而能使這個論述有更深一層的體悟。

對文白之爭的來龍去脈，王德威從 1895 年的甲午戰爭開始談起，在臺灣割讓給日本後，在地知識、文化界面臨了空前震盪；清帝國的政治統治儘管倏然而止，但臺灣與中原文化間的傳承卻難以一刀兩斷。乙未之後，島上的有志之士展現了強烈的抗議姿態，要捍衛自己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傳統。因此在 1902 年，臺灣中部的古典詩人如林獻堂、林幼春、葉榮鍾等，成立「櫟社」。

王德威提醒，當中國歷經五四運動，展開一場盛大的白話文運動的同時，彼端的臺灣則有櫟社這群文人，以他們個人的文化修養，延續漢文的命脈，這個傳統與精神，不容忽視。

1898 年，兒玉源太郎就任臺灣第四任總督，熱心推動各項文化政策，更舉行「揚文會」企圖藉詩文唱和方式達到懷柔目的。此般由殖民政權最高統治者召集的詩會，往後形成了一個小傳統，一直持續到 1920 年代末期。由傳統中文到帝國漢文，臺灣「文」學的改變，已然發生。而在日語作爲國語的教育日漸普及之際，留學北平的臺灣青年張我軍受到五四運動影響，於 1924 年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對準臺灣的「不良老年」展開猛烈攻擊。對張我軍而言，臺灣現代化的意義在於青年與老年、改造與沉淪的對抗。放諸文章，就是白話文與文言文、新文學與舊文學的對抗。

由張我軍等人所掀開的臺灣語言及文學之論述，烽火一燃，演變為鄉土文學與方言使用之論戰。 1930 年，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從左翼角度強調臺灣話與文字合一後，可讓農工基層便於閱讀及使用，引發正反兩方的文學論戰，是為臺灣文學歷史上著名的「臺灣話文論戰」。

王德威於此提到，黃石輝的姿態及其政治立場，其實可能應和著當時中國左翼的漢字拉丁化運動。早在 1920 年代末期，瞿秋白等已經大力提倡「文化革命」，首要之務就是廢除中國文字。在這個意義上，黃石輝倡起的鄉土文學運動，其中所蘊含的左翼能量，往往被我們忽略。

而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複雜的脈絡裡，各種文化的、文學的脈絡交織下，形成了今日我們對──什麼是臺灣的白話文、什麼是臺灣的文言文──這樣一個議題，糾結又難解的狀態。

王德威提醒，「言文合一」是 19 世紀以來國家主義論述下的產物，又因左翼運動放大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利器。據此，「有用」的語言被視爲純潔透明的表意工具，直通文字、文化、以迄民族國家精神。多年以來，「我手寫我口」之類觀點所内蘊的意識形態迷思、及口語／書寫盲點不斷遭到質疑。對此，中研院學者如陳培豐等人也呼籲：

這些臺灣語文的活水源頭，需要更細膩的解析。

王德威接續說明，不少熱愛臺灣的文人學者，雖然不以五四意識為然，卻不自覺地發揚五四時代由胡適、陳獨秀等所發起的白話文運動。他們對文言與白話的二分法——視前者為封建糟粕，後者爲進步象徵——竟然似曾相識：他們其實繼承而非拒絕了五四、甚至中共左翼傳統。更令人深思的是，推動臺語拉丁化的學者，同時與帝國殖民和全球左派的語言策略形成應對，彷彿經由文字語言的統一操作、擺脫雜質，即可形成有效政教機制。最近的文白之爭，仍然延續此一辯論。

在文白之爭的事件上，王德威認為，研究者們應該是超然的。他建議可以以歷史的眼光，反省如此繁複的課題，不應該化繁為簡，使得議題的爭論極端化。王德威也說，尤其身在學術的場域裡頭，文／言的複雜與論述，實有更多空間、更豐富的歷史資料能夠令我們用細膩的方式探討。

文類之辯：寫實主義、現代主義

王德威從文字不同的表述方式談起，藉由歷史的回顧，談論過往的文白之爭，並給出了提點。而由文字組成的文學作品，則進一步有了不同理論及文學主義的表現。

寫實主義是以描摹人生、反映現實為目的，這一流派於 19 世紀由歐洲經過日本傳到中國，成爲最重要的文學風潮；到了 1930 年代，寫實主義沾染了政治色彩，又成爲批判當下、鑑照意識形態正確性的法門。

對彼時的知識分子和文人而言，「寫實」相對於蒙昧不義，充滿解放和啓蒙之意義。臺灣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如賴和、楊逵、呂赫若、吳濁流、葉石濤等，都以寫實主義的傳統，在臺灣文學洪流中留下難忘的創作。王德威特別強調，對這些臺灣文學的先輩，必須以虔敬的心情，對於他們在銘刻臺灣現實經驗的種種努力，給予最高的敬意。

但王德威也提到，除了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同為臺灣文學發展重要的理論與表現手法。因王德威認為，現代主義之所以為現代，正是出自於對時間、文化、生活經驗其產生斷裂後的危機感；或是對於道統、主體存亡、絕續等的焦慮心情。而這些作家大膽在語言上進行實驗，並經過文字風格的重新排比、題材的大膽突破，所展現出來的文字風格，相較寫實主義的作品，現代主義有了很不一樣的表現與閱讀經驗。

而對照臺灣所經歷的歷史情境，王德威認為，比起寫實主義，現代主義以困頓、荒誕、內向化的敘事手法，或許更能體現這個時代種種的脈動與徵兆。作家如翁鬧、劉吶鷗、楊熾昌、林亨泰、紀弦、李渝、等，以他們獨特的寫作方式，為現實營造豐富的想像氛圍。

這兩大寫作傳統──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所匯集、展現出的龐大的書寫勢力與豐富作品，是臺灣文學有別於其他華語社群，在文學歷史上做出最重要的呈現。

文化之別，衝撞如同板塊運動

文字在不同的文法及語句形構下，有了文／白之別；由文字組成的文章以不同書寫手法的表現，而有寫實／現代主義之分；再進一步擴張「文」的意涵與形態，則有了文化之建構。

王德威認為，談論文學、文史的時候，無法不談論文化；而提到了文化，他則欲將這兩個字置放在更長遠的歷史脈絡中來論述。他提到，臺灣的歷史，在千百萬年以前，只是一個沖積而成的盆地；而後歷經造山運動、蓬萊運動等，令這個島嶼在山風海雨中飄搖變動。而我們的先民來到這個島上留下痕跡，而建構了不同的文化。從原住民開始，歷經殖民、移民、遺民等各路足跡，各種文化匯聚，形成了今日我們生活所在的島嶼文化生態。

來自各方的民族雖同屬南島語系，但在語言文化、社會組織上都顯現繁雜多的面貌。比起這座島嶼千萬年的地質歷史，漢人——以及其他短期的殖民者——在臺灣的四百年的墾殖，毋寧顯得短淺而卑微。但王德威說，這四百年卻帶來前所未見的政治擾攘、文明興替；殖民、移民、遺民的勢力你來我往，以各種名目，表述想當然爾的歷史。

臺灣在明清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舊的山河猶待重返，新的土地也有待開墾。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談「花果飄零」的悵惘，或是「靈根自植」的期許，臺灣所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時至今日，臺灣仍在一個劇烈的、文化生態的、板塊運動的過程當中，這是我們生處的環境，充滿危機，但同時也滿溢生機與轉機。王德威提醒，作為臺灣人文的學者及研究工作者，必須對這樣的現象給予重視，並有更深一層的思考。

新世紀以來的臺灣論述充滿求新求變的企圖，衍生層層張力。越是要和「前朝」劃清界限，越顯得去古未遠；「亞細亞的孤兒」發現自己原來是「臺灣之子」後，老牌血統論、身分論的幽靈卻仍揮之不去。我們在各種信念及文化價值之間糾結不休，卻仍然對自己的定位、以及何去何從的可能，有著無數的疑問。

於此，王德威提醒，我們若將這些疑問，置放在一個更寬廣的華夏文明的歷史宏觀中，則或許，臺灣的問題，並沒有我們想像得那般不可解。過往的華夷之辯，在時代的演進中或成了華夷之「變」，這樣的變化與變動，持續在你我各方之間進行。然而，在這個移民和遺民組成的廣泊世界中，是易代、是他鄉、是異國、是外族——誰是華、誰是夷，身份的標記其實游動不拘。

我們如何放大歷史的心胸，放寬歷史的視野，去容納、且細心地處理這些文化之變、文化之別，這是我們所面臨的共同的挑戰。而華夷的辯證如果仍然有其意義，就應該讓我們理解在一時一地的家國之外，我們必須也無可避免地，將在華夷不斷交錯、擴散的世界裡，規劃並理解我者與他者的關係。

王德威在演講最後提到，「文」學是我們見證、銘刻、參與、想像世界變化與不變的嘗試。斯文在玆的「文」，也是日新又新的「文」，這樣的「文」學將及於未來。

反映在自身，無論自居為移民、遺民、或夷民的後裔，當代臺灣更重要的挑戰首在培養公民；只有守法講信、不為一黨一派之私所囿的公民社會，才能延續臺灣文化的政治命脈。在全球化的時代，知識訊息急劇流動，空間位移、記憶重組、族群聚散、網路穿梭，不斷考驗「何為公民」、「公民何為」的定義。王德威說，這是知識分子、研究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繼續讓更廣義的華夷之變，在臺灣的場域裡，引起更多的辯論，共同探討這塊土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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